伟德体育- 伟德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以质量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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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严禁以、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但是，迄今为止，各地义务教育阶段还一定程度存在名校“掐尖招生”问题，教育部在2024年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年”活动时，再次重申禁止“掐尖招生”。对此，一些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维应对，仍对少数名校的违规招生视而不见。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之所以默许、纵容名校违规招生，是因为其教育质量观、政绩观，就是以升学为导向。
一方面，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质量观，导致我国基础教育应试化、功利化，升学率高的“名校”的教育质量并不一定高，反而可能存在严重的教育质量问题。在我国，基础教育要做到“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将智育放在第一位，体育、美育、劳育被边缘化、弱化，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短板。一些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堂而皇之地将基础教育学科按其与升学的关联度，分为“主科”“副科”，不重视对“副科”的投入，不保障“副科”师资配备、课程建设，甚至以“主科”挤占“副科”的教学时间。我国国家层面多次发布加强学校体育、美育、劳育的意见，但在具体落实时，都遭遇“升学导向”的阻力。最终能想出的应对办法，就是把体育、美育等纳入中高考，以引起地方教育部门、学校、家长的重视。然而，这仍旧是“升学导向”，除了增加中高考科目，加重学生考试负担，导致这些科目教学也应试化之外，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需要思考：基础教育是为了升学，还是让学生接受国家规定的教育？需要把所有基础教育学科都纳入中高考才能解决某些学科的教学问题吗？
另一方面，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质量评价，秉持的不是整体教育质量观，而是教育等级观。我国当前存在的中考升学率，是用初中毕业生升普通高中、重点高中的比例，评价初中学校办学质量。这一评价是把普通高中与中职（职校、技校）区别对待，认为普高优于中职。换言之，如果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以普高升学率评价初中办学，这也是对中职的歧视。如此，对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办好中职非常不利。同样，高考升学率，是用“双一流”率（考上“双一流”高校学生的比例）、本科率等评价高中办学，其本质是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这不但会刺激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内卷，而且也不利于整体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2020年，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对教育生态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依规依法问责追责。[2]但由于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质量观没有被扭转，我国整体基础教育模式，还是升学教育模式。
近年来，升学导向还有从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延伸、蔓延的趋势。随着我国取消中职毕业生的升学比例限制，我国中职毕业生升学比例已经超过70%，中职办学出现了追求升学率的新动向，这背离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定位，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研究生招生130.17万人，其中，博士生15.33万人，硕士生114.84万人。[3]我国考研出现“高考化”趋势，部分本科院校就围绕考研进行应试化本科教育，这将严重影响本科教育质量以及研究生生源质量。
以升格为导向的教育质量观，即以学校升格、升级评价办学政绩，学校把很多办学精力用于升格、升级。我国高中阶段学校分重点、示范、特色等不同“层次”，不同层次有不同地位，高中办学的追求是升格为重点、示范。我国高等教育学校除了本科、专科层次之别外，还有“双一流”等身份标签，以及学院、大学名称区别，有无硕士点、博士点与硕士点、博士点数量的“水平差异”。这导致高等院校追求从专科到本科，升格为本科后，追求从学院更名为大学，不满足举教育，还要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办研究型大学。
2024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严格落实校园招聘“三严禁”要求（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积极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事实上，早在2013年，教育部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就提出了这“三个严禁”。就业招聘市场上之所以一直存在学历歧视，是因为我国的教育管理与评价存在“身份化”问题，比如按大学的录取批次，把大学分为一本、二本、三本，按大学列入建设工程的情况，分为“985”、“211”高校，这样就等于给从不同高校毕业的毕业生贴上了身份标签。
我国于2015年启动“双一流”建设，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但随后实施的“双一流”建设，也出现了部分高校、社会舆论把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作为学校新的身份标签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在引进人才时，直接提出只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2022年2月初发布的《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要逐步淡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身份色彩。[4]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我国高校追求更名、升格，是因为不但有“面子”，而且有“里子”。所谓“面子”，就是高校从专科升格为本科，从学院升格为大学，从本科教育升格为举办研究生教育，从普通院校升格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被认为学校办学质量更高、地位更高。所谓“里子”，是学校“升格”后，不但有利于招生，还可拓宽办学空间，获得更多财政支持。然而，追求升格带来的问题是，高校并不安于自身的办学定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与社会需求脱节。这一问题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后更为突出。
集中优质资源重点办好少数学校，这是教育资源不足时的教育发展战略。包括高中阶段教育，举办重点高中、示范性高中，办好少数高中，这些举措在教育资源不足的背景下，是可行的。而在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90%（2023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8%）的普及化时代，再把高中分重点高中、示范性高中，甚至一些地方还有超级高中，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当前，我国一些地区还在打造超级高中、重点高中，而社会存在的教育焦虑，尤其是中考分流焦虑，与此密切相关。超级高中、重点高中的存在，不利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即便重点高中把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学校，初中学生还是会展开进入更好高中的学业竞争。
以资源为导向的教育质量观，即以学校的资源配置为重要指标，对学校办学进行评估、评审，各种教育工程、人才计划，重资源配置、轻建设实效。办学，开展教学、科研，需要资源，这无可厚非，但是把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则本末倒置、适得其反，会引导学校聚焦资源建设，而忽视内涵发展。比如，对于地方本科院校申请硕士授权点举办研究生教育，评审的重要指标是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25%。而为达到这一硬性指标，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本科院校要么大量招聘被社会舆论质疑的“水博”，要么与国外大学合作，送本校教师去“速成”为海外博士。这样的行为非常不利于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地方本科院校即使举办研究生教育，也应聚焦培养专业硕士，而不是一味去追求招聘更多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而且，如果对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的考核要求是开展科研、发表论文，这会进一步误导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
我国早在2008年就在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但到2020年，我国仍有独立学院241所。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末，各独立学院全部制定转设工作方案，同时推动一批独立学院实现转设。原则上，中央部门所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举办的独立学院要率先完成转设，其他独立学院要尽早完成转设”。而到2023年，独立学院仍有164所没有完成转设。独立学院转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校园面积必须达到500亩这一硬指标。达成这一指标，对于地处发达地区的独立院校来说，需要投入大笔经费购买土地，还不一定能买到。另外，考虑到出生人口变化，未来高等院校必然减少招生规模、缩减办学规模，是否还要求必须占有500亩校园面积，应该进行科学论证。否则，不仅会造成投入浪费，且不利于这些院校的办学质量提升。
“以升学为导向”“以升格为导向”“以资源为导向”的教育质量观，是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建设教育强国，就必须扭转这些导向，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纲要》提出，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防止和纠正“分数至上”等偏差。有序推进中考改革。加快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开展均衡派位招生试点。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重点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考查。深化研究生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分类选拔，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考查。推进信息技术赋能考试评价改革。深化高校人才评价改革，破除人才“帽子”制约，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科学认定标志性成果。[5]这对于落实教育强国的具体部署，至关重要。
所谓“老大难”问题，就是基础教育的应试化、功利化、短视化问题，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加快补齐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短板。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加强校园足球建设，有效控制近视率、肥胖率。”“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严控学科类培训，规范非学科类培训。”“压减重复性作业，减少日常考试测试频次。”[6]这些针对的都是教育的“老大难”问题。
关于减少日常考试测试频次，教育部早就作出了明确的要求，教育部办公厅202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大幅压减考试次数”，而且对各年级考试组织进行了细化。具体包括：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各地不得面向小学各年级和初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学校和班级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等其他，也不得以测试、测验、限时练习、学情调研等各种名义变相组织考试。但是，一些地区、学校并没有执行，小学一二年级进行纸笔考试的并非个别，初中进行周考、月考在一些地区颇为普遍。其根源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
《纲要》的发布，有三个现实背景。一是我国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不能再用精英化阶段的教育质量观对待普及化时代的教育发展。二是我国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教育发展要应对少子化时代的挑战。三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传统的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难以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人才。应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纲要》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建立基础教育各学段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优化中小学和幼儿园布局”，“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促进学校优秀领导人员和骨干教师区域内统筹调配、交流轮岗。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脱颖计划’等”。[7]
而落实这些举措，也必须有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就优化中小学和幼儿园布局、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而言，2023年，我国全国共有幼儿园27.44万所，比上年减少14808所；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4.35万所，比上年减少5645所，不计校数小学教学点6.60万个，比上年减少10924个。[8]幼儿园、小学、小学教学点大幅减少，与适龄学生数量减少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应对适龄学生数量变化的资源导向思维有关。适龄学生减少，是我国建设“小校（园）小班”，推进小班化教学的契机。当前，我国幼儿园班额为小班25人、中班30人、大班35人，小学班额为45人，初中班额为50人。而发达国家幼儿园班额不超过20人，中小学班额数基本为20～25人。降低校额、班额，就需要告别“大校大班”规模化办学思维，通过举办“小而精”“小而美”“小而特”的学校，对学生实行个性化教育。
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脱颖计划”，要避免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名展开新型的“掐尖招生”。当前，我国多地出现高中参照大学举办少年班的方式，面向小学招生举办少年班，还得到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表面上看，这是对“英才苗子”进行早发现、早培养，但其实质是“掐尖招生”、追求名校升学率，不但不利于拔尖人才培养，还可能加剧违规招生乱象。以培养拔尖人才为名的高中少年班招生，直接把小学生招进高中，进行初高中一体化培养，而且选拔的主要标准为数学考试或竞赛成绩，这让“小升初”不得进行测试、不得看竞赛证书，初中不得招特长生等给学生减负、营造良好生态的政策效用被消解，高中少年班招生成为“超级掐尖”。
培养创新拔尖人才，不能再以升学为导向推进，而需要真正从人才的成才规律出发。实践已经表明，给特长生设立专门成长通道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根本走不通。我国之前搞“幼升小”“小升初”测试招生，初中举办特长班，中高考对竞赛获奖学生给予加分，奥赛竞赛获奖学生可保送上大学，这些特长生培养政策，并没有培养出拔尖人才，反而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制造了培训热、竞赛热。基于此，我国已经全面取消这些政策。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基础上，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培养。如此，拔尖创新人才才会脱颖而出。
教育评价改革，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重中之重的改革，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客观而言，我国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存在“知易行难”的困境。如针对“分数至上”唯分数评价问题，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导致基础教育应试化、功利化的根源性问题，必须改革这一评价体系才能把学生从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然而，在具体推进破除唯分数的改革时，很多人又反对，认为按考试分数评价录取学生，是当前“最不坏”的选择。因此，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就要打组合拳，摆脱这一困境。
近年来，针对我国存在的中考分流焦虑，有建议提出取消中职、取消中考，普及普通高中教育，这一建议得到很多人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消除焦虑，还会制造更多问题。首先，每个学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进入高中阶段后，会出现很大的能力分化，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接受普通高中教育，一些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在于学技能、技术，都上普高会加重这些学生的学习负担。其次，高中教育结束后，学生仍面临分流选择，如果不能解决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社会对技能人才存在偏见的问题，分流的焦虑仍会存在。只有多元评价、多元选择，才能缓解这一焦虑。因此，不是不要职业教育，而是要办好职业教育。
《纲要》提出，“统筹推进市域内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探索设立一批以科学教育为特色的普通高中，办好综合高中”。“以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支持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教育。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发展。加强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衔接培养。加强教考衔接，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9]而办好职普融通的综合高中，以普职融通拓宽学生的成才选择，就需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关注学业之外，更关注学生的个性、兴趣、综合素养。
对学校办学的单一评价模式，则会影响学校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开展有个性的教育。义务教育强调均衡发展，但均衡不是平庸，均衡发展遭遇平庸发展的质疑，是因为用一个标准评价所有学校办学，导致学校办学缺乏活力。非义务教育并不强调均衡发展，但我国非义务教育的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也缺乏多样性，而是形成办学模式差不多的“金字塔”层次结构，这既影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也局限了学生的选择。因此，对于所有学校的办学，都必须有多元评价、分类评价，而不能再是单一评价。此次发布的《纲要》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10]毫无疑问，只有建立多元化的分类评价体系，才能让高等学校形成合理的办学定位，遏制高校追逐“高大全”。
对学生的单一评价，对应的就是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的主要方式，就是考试评价，用平时的期末考试成绩、中高考的统一考试成绩进行评价。对学校、老师的单一评价，总体而言，也是结果评价，用办学成果评价学校办学。而具有显示度的办学成果，对基础教育学校来说，就是学生的考试分数以及升学率；对高等院校来说，则是发表的论文，申请的项目，获得的经费、专利、成果奖项等，再把这些评价标准，分解到每个教师，对教师进行结果评价。要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评价，就必须从结果评价转向过程评价。
结果评价导致我国整体教育存在急功近利的问题，其结果是基础教育“重升学，不重育人”，高等教育“重科研，不重人才培养”“重数量，不重质量”。以体育教学为例，为引导学校、学生、家长重视体育，我国各地已经把体育纳入中考，并对学生实行体育中考统测，希望以考体育的方式加强学校体育，但从现实看，考体育带来应试体育的问题，一些学校只围绕体育中考统测项目开展体育教学，部分学生到了初三才突击准备体育考试。而真正重视学校体育、提高学生体质，应该关注的是学校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保障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要对学校进行体育教学、学生参与体育锻炼进行过程性评价。也就是说，要关注的是上体育课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体育统测。
“不用升学率评价学校，那看什么？”这是很多人对取消升学率评价的质疑，也是习惯了结果评价的评价思维。对于基础教育学校来说，不评升学率，应该评的是学校按国家规定开设课程情况，以及每门课程的教学质量。落实五育并举，最重要的就是进行过程评价，关注学校开设美育、劳育、体育课程情况。我国从2014年开始启动新高考改革，实行“3+3”模式或“3+1+2”模式，其目的是扩大学生的学科选择权，推进高中实行选课走班教学，然而一些高中落实新高考方案，采取给学生提供有限“选科套餐”组合的方式，而不是满足学生的自由选科权，这就是受升学结果评价影响。评价新高考成效，应该评价高中学校具体开展各学科的教学情况以及是否充分满足学生的学科选择。
也就是说，只有进行过程评价，才能促进每所学校、每个教师重视教育的过程，让学生获得完整的、有质量保障的教育。至于学生在完成这一阶段教育后的进一步选择，这属于学生的选择权，而不能用来评价教育质量。如初中毕业后选择中职，从教育强国角度看，不能视为这就是成绩不好的学生的选择，而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未来职业发展规划作出的选择，也就不能再以升学率来评价初中办学了。评价初中办学，应评价初中给学生的整体教育，学校德育、智育、美育、劳育、体育的具体实施情况。同理，对高中、大学的评价也都应该聚焦于过程评价。
2020年10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已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11]这指明了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但是，推进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面临很大的阻力，原因很简单：我国社会公众质疑评价的公平性与公信力。担心这些评价会带来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推进从行政评价转向专业评价的改革。当前，我国的教育评价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评价，行政评价的特点是重视结果评价以及数量评价，这是简便、易行的评价，并不需要评价者具备专业能力，且可让公平可见。如分数评价，按考试分数高低进行评价，一次集中考试即可，且没有权力、利益因素影响评价结果；论文评价，按发表论文数量、期刊档次进行评价，只要学术期刊坚持学术原则，就可很大程度上避免人情因素对评价的影响。
在行政主导评价的基本评价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社会普遍担心，不搞结果评价，不设立硬性指标，会滋生不公平问题，变为领导说了算的评价，评价会受权力、利益因素干扰。显然，破除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关键在于必须淡化行政评价，强化专业评价，建立专业共同体，实行专业评价，只有如此，才能用专业标准进行过程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评价。实行专业评价的关键有三：一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二是推进学校实行现代治理，成立教师委员会（针对中小学）、教授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针对高校），负责专业的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管理、评价；三是培育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坚持评价的独立性、专业性。
